来源：互联网指北(微信号：hlwzhibei)
Quora的CEO，Adam DAngelo，前不久开通了自己的知乎账号，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美国互联网企业来说，中国互联网企业有哪些值得学习之处?”——如果你刚从 2011 年穿越回来，你一定会对眼前发生的事实感到很荒诞。
因为当初 2011 年知乎开始公测的时候，Quora作为彼时领域内的头号玩家，已经成为问答社区类产品的代名词。于是当人们看到同样拥有提问者提问、邀请回答、按点赞数排列展示顺序、偏向文字阅读等元素组成的知乎时，“中国版Quora”的帽子很快就扣了上来——那时候Quora的工作人员在未来会成为知乎用户，甚至还来知乎学习互联网行业经验，人们根本想都不敢想。
不过更准确地说，这种近乎于“偏见”的待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舆论的主流态度。在那段从门户到细分领域的创业热潮期，不少新兴的互联网产品都有被扣上“中国版”的帽子经历，比如人人、微博和B站，就曾经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中国版脸书”、“中国版推特”和“中国版NICONICO”。
说得再惨点，那些本来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业者，总是被人们拉回巨人的影子里。
“中国版”们是怎么完成逆袭的?
“中国版偏见”的成型是有原因的。在经典经济学概念里，自由市场一定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而这种不平衡往往会以“马太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自由市场无力消除、甚至会放大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套用在互联网行业的竞争上，美国有大把的优势可以飞龙骑脸，比如互联网服务的主根服务器全部都放置在美国， 12 个辅根服务器里有 9 个放置在美国，让美国成为物理意义上的互联网中心和技术起点，也自然而然地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开发率先萌芽。
所以逆袭的关键，其实在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已经跳出了经典经济学的适用范围。
具体来说，虽然“马太效应”等传统经济学规律，让人们有理由看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但形成这些经济学规律的研究样本大量取材自蒸汽革命和电气革命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产业形态以传统工商业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显然无法想象到互联网如此特殊的商业模式：
由于“拉近物理空间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驱动互联网技术诞生的前提，因此相比于其他传统行业来说，互联网行业的B端和C端之间的联系无比紧密——用户直接拿到生产后的第一手结果、用户可以直接与生产者进行沟通，用户可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甚至在行业中没有绝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这让互联网行业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买方市场”。
买方市场对于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可以推动产业细分化发展、推动产业流程整体质量的提升等等，但劣势也很明显，例如买方形成的使用习惯凌驾于行业探索，甚至提前为产业定型。于是过早拥有了巨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让美国互联网产业进遭遇了两个麻烦：
1、成熟的商业模式都是建立在较早时间线上的，当技术硬件发生迭代迁移成本巨大;
2、行业主流的思考方式都是建立在较早时间线上的，当行业环境发生变化几乎都要推导重来;
这是 2000 年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互联网交接棒时，发生猛烈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诱因之一，恰恰后起步的中国互联网所带来的优势。
还有一个技术因素外的优势。如果将商业化的互联网产业看作“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的服务业”，那么样本容量越多的市场显然更容易探索出更好的商业模式。而在这个数字上，中国在 2018 年 6 月达到了8. 02 亿，而美国则早早来到了人口红利的天花板(3. 12 亿)。
总之虽然先天似乎有些不足，但只要后天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微博超越推特、B站超越NICONICO、知乎超越Quora都只剩下了时间问题。
中国版向左，思考者向右
乐观是一方面，知乎等“中国版”产品们面对的最大挑战隐藏在“舆论定型”的过程中：
一款新的互联网产品面世后，最先收获的评价往往会来自用户群体中的核心圈层。他们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有足够的经验和信息量帮助他们形成判断，以至于他们的评价往往会直接代替“实际使用”，被其他用户直接用作的判断依据。
因此早期收获原始评价的过程，更像是一次“定型”——你的产品好不好、哪里好、适合怎么用、与竞争对手比谁好——这些问题大概率在“舆论定型”阶段就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对这些被称为“中国版”的产品来说，“舆论定型”的过程却是残酷的：由于“舆论定型”阶段会直接作用于市场定位阶段，很大程度上确定新产品的流量基本盘，容易在舆论层面上被理解为“跟随者”的中国版产品基本盘是负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原因下，那些能够完成逆袭的“中国版”产品，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克制：微博早期是逐层次对用户开放的，首先邀请的是IT行业相关用户来集中反馈产品BUG;而知乎上线之后长期保持邀请注册机制，运营 3 年后也仅仅将用户数量扩张到了 40 万。
另一方面，克制不仅是外在的，也延续到了自我建设中，成为骨子里的性格。据说当年知乎早期的面试通过率不足1%，具体的数字是老板周源亲自面了 300 多个面试者最终只录用的 3 人，理由是希望看到“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改变自我的意愿”——这显然是当前市场节奏下的奢侈资源，需要奢侈地用你追我赶的时间来置换，而资本市场给予创业公司的生命周期几乎都是以“月”计算的。
所以中国版产品愿意为“克制”做出牺牲，也必然会在“克制”中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
回到开头Adam DAngelo提出的问题，是知乎“互联网洞见者”活动的一部分。知乎希望通过这些引领互联网发展趋势的一线领路人，来带领大家对互联网产业的未来进行更多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但其实在 2012 年知乎就曾经举行过同样的活动，包括马化腾、李开复、张小龙等一线互联网人都参与过那一次的“互联网十问”——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当我们回看这些 2012 年的提问，每一条都像是穿越者的预言：
例如李开复的提问“企业级软件为何在中国发展迟缓”、张小龙的提问“手机是否会取代PC”、段永朝的提问“互联网发展是否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原子化”，几乎勾勒出互联网产业这六年发展的大概轮廓。
这是克制下才能拥有的思考空间，也让中国版终究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暂时代号：我们能够改变现状的核心原因，大概来自于我们对技术、模式和思维的真实需求，以期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因为某个产品形态背后的数据增长而一味地临摹。
于是当行业垂直于需求，用户跟随需求的变化不断成长，我们在不断模仿、再模仿的过程中告别了“中国版脸书”人人，也在探索中共同选择了“中国版Quora”，并使其逐渐成长为了中文社交网络内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知乎”。
